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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上的克孜尔: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时间:2020-09-16 10:48来源:网易娱乐 作者:doublexlm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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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绸之路上,古龟兹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首站,也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古丝路文明双向交流的重要枢纽。佛教作为古龟兹地区的主流宗教,在这一地区流行了一千多年。

 

目前保留在古代龟兹境内的石窟被统称为龟兹石窟群。其中,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也是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它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明显揭示出佛教经西域地区向东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一时期内龟兹佛教文化的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过程,也为特定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宗教艺术、民族民俗、音乐舞蹈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东西联通,丝路为纽;遥隔万里,西域为枢。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伟大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东起长安(今西安),西至罗马,途经甘肃、新疆和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沿岸各国。由于这条路上西运货物中以丝绸影响最大,故得此名。丝绸之路按地理环境特征分为三段,即东段、中段和西段。东段:从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至玉门关、阳关。中段:东起玉门关、阳关至帕米尔高原。西段:从帕米尔高原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图一)

丝路上的克孜尔: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图一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更是连接人类文明的纽带。丝绸之路是多元文化交流的杰出范例,展现出公元前2世纪-公元16世纪间亚欧大陆诸多文明区域、特别是游牧的草原文明与定居的农耕、绿洲或畜牧文明之间所发生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包括宗教信仰、城市文化、建筑设计、住居方式、商品贸易、民族交流等方面。

为了保持丝绸之路的安全通畅,汉朝政府于公元前101年在轮台、渠犁等地驻兵屯田,并设置使者校尉。公元前68年,又派侍郎郑吉率兵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屯田,并命郑吉护鄯善(今罗布泊一带)以西南道,统管天山以南各地。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汉宣帝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汉朝正式开始在西域行使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唐代,中央政府在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龟兹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宋元以后,这里成为西下的回鹘民族的乐土。后来又先后归属于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清代,它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此以后,古龟兹一直是我国经营西域的中心,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从而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处古代丝绸之路中段的南北两道之间,北依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有着丰富水资源的冲击平原。(图二)

丝路上的克孜尔: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图二 古龟兹疆域图

早在一万年前,龟兹地区就开始有人类活动。

公元一世纪,贵霜王朝在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兴起,首都设在白沙瓦(今巴基斯坦)。公元二世纪初国王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提倡佛教,据说召开了一次佛典集结,派遣大批僧人出国传教,使佛教逐渐东传至龟兹国。佛教传入龟兹国后大大推动了龟兹当地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至公元三世纪,佛教文化很快成为了龟兹文化的主流,在国王的倡导支持下,建寺院、开石窟,使得龟兹国高僧云集,佛法广布,著名的龟兹石窟同时也在这个时刻诞生了。

公元四、五世纪,龟兹已发展成为西域佛教文化的中心,据文献记载,当时的龟兹不仅石窟、佛寺栉比,佛塔庙就有千余所;当时的龟兹人口为16万人,而僧尼人数就多达1万人,佛教极为兴盛,而且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周缘诸国的达官贵人王族妇女及平民百姓都远道至龟兹受戒学法。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家龟兹名僧鸠摩罗什就出生在这里。

鸠摩罗什,古龟兹人,生于公元344年,卒于公元413年。他于公元401年,应姚兴邀请,罗什前往长安住入逍遥园西明阁,率弟子八百,僧众三千,译出《妙法莲华经》、《金刚经》和《中论》、《大智度论》等佛教经典,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鸠摩罗什学贯东西,精通胡、汉语言,所以能够“手持胡经,口译秦言”,力求保持佛经语言中国化和原文语趣的生动性。一千多年前他翻译的《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至今仍在哺育激荡着中国、韩国、日本等地佛教徒的心灵。

鸠摩罗什的东去传教,也将佛教艺术传入东方,为中国佛教艺术尤其是石窟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石窟艺术中常见的二佛并坐像就是依据罗什版本《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而创作的。

唐代龟兹佛教继续发展。公元七世纪中叶,大唐高僧玄奘,西行求法取经,路经龟兹时曾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中也详细记载了龟兹国当时的佛教盛况。当时龟兹城内有伽蓝(佛教寺院)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足。每年秋分前后数十日,举国僧徒皆来此会集,上至君王,下至王公大臣以及最底层的平民百姓,都一并放下手中的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终日废寝忘食,不知疲惫。由此可见龟兹国当时的佛教盛况是多么壮观。

由于“安史之乱”,唐朝中央政府为了平乱,在军事上无暇顾及西域,战争芸起,使得突厥,吐蕃相继侵凌,造成龟兹地区社会动荡不安。龟兹佛教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公元9世纪以后,原来生活在蒙古高原一代的回鹘人西迁进入龟兹境内,建立起回鹘政权,被称为 “龟兹回鹘”。后来“龟兹回鹘”并入“西州回鹘”。这一时期,龟兹社会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原本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也逐渐改信了佛教,龟兹佛教,仍然是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

公元11世纪以后,随着喀喇汗王国的强盛,伊斯兰教逐渐向龟兹地区渗透,大约到公元14世纪,龟兹成为喀喇汗王国的一部分,伊斯兰教成为主流的宗教,而佛教则逐渐消亡了。

古龟兹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首站,也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古丝路文明双向交流的重要枢纽,被誉为“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佛教作为古龟兹地区的主流宗教,在这一地区流行了一千多年。

丝路上的克孜尔: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图三 龟兹石窟分布图

目前保留在古代龟兹境内的石窟被统称为龟兹石窟群。龟兹石窟群由大小总计二十余处石窟组成,其中包括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阿艾石窟等。(图三)其中,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佛教石窟,也是龟兹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图四、五)

丝路上的克孜尔: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图四 克孜尔石窟谷西区外景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境内,地处天山南麓、葱岭以东,介于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和敦煌石窟之间,现存洞窟349个,壁画近10000平方米,以及少量的彩绘泥塑遗迹,是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其表现了从公元3到公元9世纪佛教艺术在龟兹地区的杰出创造和高度成就,是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它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明显揭示出佛教经西域地区向东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其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这一时期内龟兹佛教文化的产生、发展、繁盛和衰落过程,也为特定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宗教艺术、民族民俗、音乐舞蹈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尤其是壁画的独创性和多样性,成为龟兹艺术的突出成就之一, 具有历史的和审美的突出普遍价值,曾对新疆以东的河西、陇右、中原及中亚佛教石窟艺术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普遍价值。

丝路上的克孜尔: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图五 克孜尔石窟渭干河

克孜尔石窟虽然只有六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但却是极其辉煌的,她对灿烂的古代西域文明和佛教文化艺术向祖国内地东渐传播与发展,以及中原地区佛教回传龟兹并向中亚地区辐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宿白先生曾指出的那样:她是中国佛教文化的摇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河西、中原石窟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1961年3月,克孜尔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个重要遗产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使这座承载世界文明,在佛教传播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千年古寺,展示在世界面前。下面我们从克孜尔石窟所表现的佛教思想、建筑、雕塑、绘画、乐舞、服饰和民俗等几个方面进行分别介绍。

佛教思想

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以摩羯陀为中心大力推行佛教,范围远及巴基斯坦、中亚地区等。公元前后,佛教由印度传入龟兹地区,至公元3-4世纪,已在龟兹非常盛行,开窟造寺活动频繁。克孜尔石窟遗存是龟兹佛教的历史见证,展现了由丝绸之路的宗教交流而引发的佛教石窟寺这一源自印度的寺庙形式在西域的传播。克孜尔石窟反映了小乘说一切有部“唯礼释迦”的佛教思想,此派的基本教义是“三世实有”和“法体恒有”。讲究通过出世四度的修行,进入灰身灭智的涅槃境界。(图六)此外,石窟壁画中也有反映法藏部思想和大乘佛教的内容。

大小乘佛教的激荡是克孜尔石窟壁画的一个显著特征。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充满了歌颂赞美佛陀的内容,如对同时代六位外道哲学家的降服以及表现全身交替出水火的神变像。窟内也能找到大乘佛教的踪迹,尤其是那更为神奇的化现千佛的景象,证明了大乘思想在古龟兹的流传。

石窟建筑

克孜尔石窟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洞窟类型及由上述洞窟类型组合形成的多种洞窟组合形式。其中,最具特点的是中心柱窟和大像窟。

中心柱式的“龟兹型窟”是克孜尔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创新,代表有第8窟、 17窟、38窟等60余个洞窟。(图七)

丝路上的克孜尔:中国石窟艺术的起始点

图七 克孜尔石窟第8窟主室内景

这种洞窟系在石窟中央凿出一方形柱体,象征着佛塔,主体正面开龛,内置佛像。柱体前面的主室空间较大,顶呈纵券式;前面的前室或前廊多已塌毁无存。柱体另外三面也与外墙壁间形成供礼佛右旋的行道。

该类型的石窟源于印度以塔为中心的“支提窟”,印度最早的塔庙窟诞生于大约公元前2世纪,塔庙窟礼拜的核心为一座佛塔。在马蹄形的塔庙窟中,洞窟后端放置覆钵形佛塔。信徒礼拜时需穿过长长的通道,向右按顺时针方向绕塔巡礼。

龟兹人一方面保留其原有特点,即把佛塔作为礼拜的中心;另一方面,又融合克孜尔当地砂岩的结构特点和中亚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及佛像崇拜兴起的现状,在中心柱上开龛,放置佛像,使其具有了佛塔和佛像崇拜双重功用,并使中心塔与窟顶相接,又起到支撑柱作用;同时区分出洞窟前后室,形成了印度所没有的中心柱式石窟,也称“龟兹型窟”。该种形制的石窟东传并显著影响了河西地区的敦煌石窟、中原地区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中早期的洞窟形制。

大像窟也是礼拜用窟。一般无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部分。主室一般高达十几米,主室后壁立有大佛像(现均已毁)。大像窟后室宽大,早期和中期都设有涅槃台,上塑佛涅槃像(大部分已毁)。后期开凿的大像窟,形制上有所变化,主室与后室间已无中心柱,而是由立佛的腿部分隔出主、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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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doublex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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